分享

更多

   

廢除死緩的幾個理由

2012-07-14  gjf261

熊紅文

  死緩制度作為我國一項特有的刑罰制度,有著其特有的歷史背景。我國最早提出死緩是在1951年。新中國建立初期,死緩制度的廣泛應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隨著修訂后的刑法死緩期間執行死刑的條件由“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改為“ 故意犯罪”,死緩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反而弊端陳現。

  筆者認為,死緩制度弊大于利,廢除死緩制度,已經刻不容緩。

  名不符實的生命刑

  死緩名為死刑的一種,與死刑立即執行沒有本質區別,但究其實質,卻與有期徒刑相差無幾。

  首先,從理論上看,死緩犯不具有執行死刑的現實可能性。因為,一方面,處于監禁狀態的犯人再故意犯罪的能力受到極大限制,身陷囹圄,也沒有再實施故意犯罪的利益驅動;另一方面,在勞改場所高度監控環境下,犯人基本上不具有實施故意犯罪的條件,其有條件實施的故意犯罪僅限于故意傷害或故意殺人等,而死緩犯人在明知自己兩年內實施故意犯罪就必然被處死的情況下,仍然實施故意傷害或故意殺人犯罪,只能表明犯人但求速死的心態,而如果犯人無心改造而有心結束生命,在被判處死緩之前就有機會自殺,無需以故意傷害他人的方式來換取死刑的執行。

  其次,從現實來看,死緩制度實行半個多世紀,死緩犯人兩年內再故意犯罪的案件屈指可數。實踐中,大多數死緩犯人兩年后減為無期徒刑,少數還直接減為有期徒刑,繼而還可以獲得減刑、假釋,逐漸減下去,一個死緩犯人,服刑滿十二年以后,就可能通過減刑或假釋出獄。

  綜上,死緩名為死刑,但因其不具有執行的現實可能,因而完全喪失了死刑的內涵,實乃名不符實。

  不具有死刑的威懾力

  “少殺、慎殺”是我國一貫的死刑政策,而死緩一直被視為貫徹這一政策最為有效的制度。筆者認為,其實不然。死緩并不具有這一功能。這是因為:

  首先,要實現“少殺”并不需要借助死緩制度。所謂“少殺”的核心是可殺可不殺的不殺。既然是決定了不殺,為何不直接判處自由刑?

  其次,死緩的兩年考察期毫無意義,并不能體現“慎殺”的內涵。死緩在法律上被認為是有條件的不殺,通過兩年的考察期再決定殺或不殺,以實現“慎殺”。但是,這種所謂的“考察”有多少實際意義呢?死緩犯人失去人身自由,再犯罪能力幾乎喪失殆盡,在這兩年內不故意犯罪究竟能說明什么呢?

  再次,死緩不具有取代死刑的威懾力,因而不具有“少殺、慎殺”功能。要借助一種刑罰來實現“少殺、慎殺”,這種刑罰必須具有足夠的威懾力,這種威懾力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刑罰本身給犯人帶來的痛苦幾乎與被剝奪生命相當;另一方面,這種刑罰具有相當大的轉化為死刑立即執行的不確定性。而死緩顯然不具有這種威懾力。死緩犯人在緩期執行的兩年中,只要不故意犯罪,就能減為無期徒刑,甚至直接減為有期徒刑。新刑法規定,將死緩犯人被執行死刑的風險降到最低。死緩犯人都知道,死刑判決,意味著他“已經脫離了生命危險”。死緩的法律性質是生命刑,卻根本不具有生命刑應有的威懾力。

  死緩帶來的諸多弊端

  死緩實質上等同于有期徒刑,但法律上卻視同為死刑,由此帶來諸多弊端:

  第一,成為司法腐敗的借口。死緩與死刑立即執行在法律上均評價為死刑,但何為“不是必須立即執行”,需要法官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做綜合判斷分析,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給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有的司法人員徇私枉法,故意李代桃僵,應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以死緩代之,而死緩名為死刑的一種,成為枉法者的有利借口。

  第二,成為申訴上訪的緣由。在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法官一再向死者家屬解釋,死緩也是死刑,只是緩期執行。但當死者家屬得知死緩只是名義上的死刑,實質上與有期徒刑幾乎無異,這種所謂緩期兩年執行的“死刑”,就根本不能撫慰死者家屬的心靈傷痛,相反,給死者家屬以更大的打擊與傷害,由此,申訴上訪也就不斷涌現。

  第三,成為抗訴的掣肘因素。死緩名為死刑,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被法院判處死緩,難以定性為量刑畸輕。而實際上,死緩與死刑立即執行,一字之差,卻關乎性命,跨越生死。當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被告被判處死緩,何止是量刑畸輕?但死緩的頭上戴著立法賦予的死刑之名,令檢察機關的抗訴顯得無力。司法實踐中,死刑案件二審中由死刑立即執行改判為死緩的不在少數,但死緩案件經檢察機關抗訴改判死刑立即執行的極為罕見。

  第四,淪為“留有余地”的判決。司法實踐中,有的死刑案件缺乏定案的直接證據,或者證據間的矛盾無法得到合理排除,或者控方的證據不能得到唯一結論,案件的證據標準沒有達到判處死刑的證據標準,但法院迫于民憤與輿論的影響,或上級部門與領導的壓力,或死者家屬上訪的壓力,不敢作出證據不足的無罪判決,而判處死緩這樣一種“留有余地”的判決。死緩名義上也是死刑,但又留有改判的可能。

  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一審四次判處死刑,二審三次發回重審的陳國清等人搶劫一案,作出改判陳國清、楊士亮死緩的終審判決就是死緩發揮如此“功能”的典型。死緩成為“留有余地”的判決,使疑罪從無原則無法得到徹底實現,也不利于被告人權益的保障。

  第五,給國際社會造成誤解。廢除死刑是世界刑法走向文明的大勢所趨。但中國的死刑數量之所以造成一些國家的誤讀,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都將我國的死緩視同了死刑。

  終身監禁是最佳選擇

  刑罰的結構應當具有階梯性和周密性,即不能形成差距太大刑罰斷層。而死刑立即執行與死緩之間就形成巨大的刑罰差距,兩種刑罰沒有形成良好的銜接。死刑立即執行剝奪的是犯罪分子的生命,而死緩實質上是剝奪犯罪分子十幾年的人身自由,兩者之間缺乏一種刑罰承前啟后。所以,在死刑與有期徒刑之間需要一種過渡刑,而不得減刑和假釋的終身監禁是這種過渡刑的最好選擇。

  首先,終身監禁對犯罪的威懾功能較之死刑毫不遜色,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用形象的語言闡述了終身苦役刑的一般預防效果,較之死刑有過之而無不及。確實,死刑剝奪犯罪人的生命,固然有威懾力,但讓犯罪人在勞改中度過余生中漫長歲月的終身監禁,也足以令潛在的犯罪欲念望而生畏。

  其次,終身監禁剝奪的只是人身自由,可以避免死刑立即執行的諸多弊端。應當說,我國立法中存在大量死刑,卻始終未確立這種極具威懾力的終身監禁刑,是一種遺憾。

  為建立我國刑事立法中科學合理的刑罰結構,筆者建議,應當取消死緩,設置死刑(即死刑立即執行)、不得減刑和假釋的終身監禁、可有條件地減刑和假釋的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這樣一種層次清晰、銜接嚴密的主刑結構,以最大程度實現刑罰功能。

  綜上所述,死緩制度已完成其歷史使命,應當退出刑法的歷史舞臺。對死緩制度進行根本的改革,已是刻不容緩。

  (作者工作于南昌市人民檢察院研究室)

    本站是提供個人知識管理的網絡存儲空間,所有內容均由用戶發布,不代表本站觀點。如發現有害或侵權內容,請點擊這里 或 撥打24小時舉報電話:4000070609 與我們聯系。

    猜你喜歡

    0條評論

    發表

    類似文章
    喜歡該文的人也喜歡 更多

    U赢电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