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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嘉落帽之龍山在江陵”說新證

2017-07-04  360enpu20...


徐文武

   

    “孟嘉落帽”的典故最早見于《晉書·孟嘉傳》和陶淵明《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以下簡稱《孟府君傳》)。《晉書?孟嘉傳》載:東晉名士孟嘉出任征西大將軍桓溫的參軍,頗受器重。某年九月九日重陽節時,桓溫在龍山大宴幕僚,飲酒作詩。忽起一陣大風,把孟嘉的官帽吹落,但孟嘉本人毫無察覺。在桓溫的授意下,同僚孫盛當場作文嘲笑,孟嘉隨即提筆應對,寫出一篇令四座驚嘆的文章,作以自我解嘲。后世詩文多以“孟嘉落帽”形容才子名士的風雅灑脫、才思敏捷。在歷代作家的詩文中,“孟嘉落帽”“龍山會”“桓公臺”等成為重陽登高題材的作品反復使用的典故,總計用典次數不下百次。僅《全唐詩》中“孟嘉落帽”的典故引用的次數就達41次之多。在龍山宴會上,孟嘉所作的語驚四座的解嘲文后世不存,這令宋代大學士歐陽修深以為憾,“恨今世不見此文”[1],歐陽修曾代孟嘉重新擬作《補龍山文》一篇,傳為文壇佳話。

    由于《孟嘉傳》和《孟府君傳》都只寫了“孟嘉落帽”典故發生地在龍山,而至于龍山具體在什么地理位置,并沒有明確交待,這給后世閱讀、注釋“孟嘉落帽”典故,研究古代作家作品造成了較大的分歧。如李白的《九日龍山飲》一詩,是一首著名的重陽登高題材的詩作,對研究李白生平事跡也有重要幫助。詩中寫道:“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詩中“風落帽”用的就是“孟嘉落帽”典故,首句“九日龍山飲”是說說詩人在重陽日登高飲酒的地方就是當年“孟嘉落帽”的龍山。由于對“孟嘉落帽”之龍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存在著不同的說法,李白《九日龍山飲》一詩的作地也自然存在著不同的分歧,學術界出現了李白所登龍山在安徽當涂或在湖北江陵兩種不同觀點[[2]],一直爭論不休。為了弄清“孟嘉落帽”之龍山究竟在何處,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歷史上有關龍山地理位置的不同觀點。

一、唐宋地理志書中的矛盾記載

    孟嘉落帽之龍山的地理位置,歷史上有四種不同的說法:(1)湖北江陵龍山說[3];(2)安徽當涂龍山說;(3)山東濟南龍山說;(4)江蘇南京龍山說。以上四說中,在學術界一直爭議不休的、最有影響的是“湖北江陵”與“安徽當涂”兩說。至于“濟南龍山”說、“南京龍山”說出現較晚,也不被學界認可。“南京龍山”說出自于明代易震吉,他在《秋佳軒詩馀》卷九中說:“鍾山之南有龍廣山,城西北有盧龍山,城南逾吉山三十里為龍山。桓大司馬九日宴參軍孟嘉,風吹落帽蓋其處也。”將孟嘉落帽之龍山定位在南京市境內,此后無人唱和,可見此說無稽。“濟南龍山”說出自何人不詳,清人已有批駁。清王士禎《香祖筆記》卷九:“濟南郡城東七十里龍山鎮,即《水經注》巨合城也。漢耿弇討費敢,進兵先脅巨里,即此。東坡《陽關詞》:‘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舊注引孟嘉落帽事,固大謬。”蘇軾《陽關詞》寫到濟南龍山,曾有人注釋蘇詞時,以濟南龍山為孟嘉落帽之龍山。對此,清王士禎斥之“大謬”。清杭世駿《訂訛類編》卷五也加以批駁:“注蘇者誤以為孟嘉落帽之龍山,不思彼在姑孰,與濟南何涉?注家可笑如此。”

    以上四說中,爭論較大的是“湖北江陵龍山”說和“安徽當涂龍山”說。兩說均引唐宋地理志書作為證據,證明孟嘉落帽之龍山或在江陵或在當涂。安徽當涂說的有力證據,是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中“當涂縣”條記載:“龍山,在縣東南十二里。桓溫嘗與僚佐,九月九日登此山宴集。”可見,《元和郡縣圖志》將龍山歸之于安徽當涂。而與之相反,南宋地理總志《輿地紀勝》與《方輿勝覽》均記龍山在湖北江陵。南宋王象之編纂《輿地紀勝》引《江陵志》云:“在江陵縣西,昔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游龍山落帽,今有落帽臺。”南宋祝穆編纂的《方輿勝覽》卷三十七“山川”下記:“龍山,在江陵縣西,有落帽臺。”又“亭臺”下記:“落帽臺,見龍山注。”兩志均言之鑿鑿將龍山定位在湖北江陵。由此可見,唐宋時期的不同地理總志中,對于龍山地理位置的記載是相互矛盾的。

    在不同的地理志書中,對于一個地名出現矛盾的記載,并不讓人覺得奇怪。讓人覺得奇怪的是,在同一地理志書中,對于同一地名的記載,也會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如主安徽當涂說的學者注意到了北宋王存《元豐九域志》一書。該書記載太平州(今安徽當涂)“龍山”,并引《晉書》說:“大司馬桓溫嘗于九月九日登此山,孟嘉為風飄帽落,即此。”這里認定孟嘉落帽之龍山在太平州(今安徽當涂)。而同樣是王存的《元豐九域志》,又記載孟嘉落帽之龍山在江陵。《元豐九域志》“江陵府”記:“落帽臺,孟嘉為征西參軍,九月九日游龍山落帽,即此。”顯然在孟嘉落帽之龍山的地理位置這一問題上,《元豐九域志》是自相矛盾的。出現這一矛盾現象其實并不難理解,因為古代全國性大型地志往往取材于各州、府地志,而各地州府地志的編纂者為了提高本地聲望,往往會出現爭奪歷史名人誕生地或歷史事件發生地的現象,這樣就會導致同一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會出現在不同州府地志中的情況。全國性大型地志的編纂者如果只是照錄各地方志而又沒有盡心去查考的話,就會二說兼收,導致前后矛盾。《元豐九域志》關于龍山地理位置的矛盾記載也說明,古代地志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

二、從《孟府君傳》看龍山所在

    東晉名士孟嘉是著名文學家陶淵明的外祖父,陶淵明為孟嘉所作的傳文《孟府君傳》自然受到學者們的的重視。如果能從《孟府君傳》中找到確鑿的證據,無疑是最具說服力的。

    《孟府君傳》記,孟嘉“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頹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對這段話的不同理解是雙方爭論的一個焦點。

對于《孟府君傳》所說的“在朝”一詞,持“當涂”說者以為,這里的“朝”指的是朝廷,而當時的朝廷在南京。如果此處“在朝”果真指在朝廷的話,那么對于持“當涂”說者當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孟嘉落帽的龍山與他所任職的地方很近,能夠在龍山舉行宴會后,當晚就可以返回。持“當涂”說的學者李子龍說:“在朝(今南京)能夠興起即往,傍晚便歸的龍山,必在當涂,而不可能在江陵。”[4]他認為,當時的朝廷在南京,而南京離江陵甚遠,孟嘉不可能一時興起駕車至從南京到江陵龍山,宴集賞景后再于當晚返回南京。但問題是,“在朝”之“朝”究竟是否指南京朝廷呢?

    將《孟府君傳》所說的“在朝”理解為在南京的朝廷,其實是不了解古代君王處理政務處稱為“朝”,而地方高級官吏處理政務的地方也可稱“朝”。《資治通鑒?宋武帝大明元年》胡三省注:“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為宋王,齊高帝為齊王,時曰霸朝。”晉宋時期,“朝”是通指一切官僚處理政務之所,只是根據官僚的不同級別,而有“郡朝”“府朝”“藩朝”之分。《文選?潘岳〈河陽縣作〉詩之一》:“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李善注:“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這說明,古代司空、太尉的官府可以稱“朝”。對此,我們在《孟府君傳》一文也可找到內證。《孟府君傳》記豫章太守褚褒離開治所豫章去拜見庾亮時寫到“出朝宗亮”,這里的“朝”就是指豫章太守的“府朝”。由此可見,孟嘉“在朝頹然”之“朝”并不能確認就是當時南京朝廷。如果此“朝”指的是桓溫在荊州的“府朝”,那么對于文意的疏通更為有利。桓溫府朝在江陵城,江陵城距江陵龍山僅十余里,從江陵城駕車前往龍山宴飲后,“造夕乃歸”,返回城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相反,如果“朝”是指南京的話,從南京到當涂,以今天的高速公路里程計算,兩地尚相距80多公里,而魏晉時交通不暢,兩地相距里程肯定比今日的里程遠得多,而當時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馬車,要想從南京駕馬車前往當涂龍山宴飲,“造夕乃歸”,到傍晚時再返回南京,在這時的條件下是做不到的。

    孟嘉“在朝”非指在南京朝廷,而是指在桓溫“府朝”,還可以從孟嘉的官職變化中找到證據。《晉書·孟嘉傳》記孟嘉“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后,接著敘述龍山佳會、孟嘉落帽事,再接下記“轉從事中郎,遷長史”。這說明孟嘉出任從事中郎和長史都是在桓溫幕府。自漢朝始,三公和大將軍可以“開府”,即建立府署并自選僚屬,魏、晉沿襲漢朝開府政策,并進一步放寬開府資格,諸州刺史兼管軍事帶將軍銜者即可開府。從事中郎與長史均為開府官職,即將軍與刺史幕府官員。《晉書·職官志》:“諸公及開府位從公為持節都督,增參軍為六人,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祭酒、掾屬、舍人如常加兵公制。” 孟嘉所任“從事中郎”“長史”正是征西大將軍桓溫將軍府的“府朝”官職。

    另據《孟府君傳》記:“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腳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這里清楚地載明,孟嘉雖曾入京師(南京),被授“尚書刪定郎”一職,而孟嘉“不拜”,并沒有接受任命。孟嘉離開京師后,“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也就是回到了江陵桓溫幕府,先后做了桓溫幕府中的“從事中郎”和“長史”。

    綜上所述,從《孟府君傳》記載來看,孟嘉任“從事中郎”與“長史”是在江陵的桓溫幕府,而“在朝”指的是在江陵桓溫幕府的“府朝”,那么孟嘉“超然命駕,徑之龍山”,也固當是在江陵龍山了,由此可以說明,孟嘉落帽之龍山在江陵而非當涂。

三、從唐詩記載看龍山所在

    唐宋時期,龍山落帽臺一直是著名的旅游景點,這一時期的不少文人墨客都曾去龍山落帽臺賞游,并作詩以記其事。從《全唐詩》中,可以找到不少登臨龍山落帽臺的紀事詩,其中有張說、張九齡、元稹、李群玉、楊衡等人的詩作。通過分析他們的詩作,可以確定龍山落帽臺在湖北江陵。

    張說的《游龍山靜勝寺》一詩,是龍山在江陵的一個重要證據。張說是初唐名相,唐開元六年(718年)被貶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出鎮江陵。《游龍山靜勝寺》詩中有“南識桓公臺”一句,“桓公臺”即指桓溫舉行宴會的落帽臺,說明此詩是作者游覽龍山時所作。《游龍山靜勝寺》詩中首兩句是“每上襄陽樓,遙望龍山樹”,詩中說站在襄陽樓上,可以看見龍山上的樹。那么詩中所說的襄陽樓在什么地方呢?我們可以在唐代另一位詩人元稹的詩中找到答案。

    元和五年(810年)四月,元稹因得罪宦官被貶江陵,出任江陵士曹參軍。在江陵期間,元稹作有《過襄陽樓呈上府主嚴司空》一詩,自注云:“樓在江陵節度使宅北隅”。詩題中所說的“嚴司空”是指嚴綬。《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六年記:“三月乙未朔……丁未(十三日)以檢校右仆射嚴綬為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嚴綬于元和六年(811年)三月出為荊南節度使兼江陵尹,三年后,又加授檢校司空等職。《舊唐書·憲宗紀》元和九年記:“九月甲戌朔……丙戌(十三日)……以荊南節度使嚴綬檢校司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因此在唐代詩文中提到嚴綬時,經常稱其為“江陵嚴司空”、“荊南嚴司空”,如武元衡有詩題為《酬嚴司空荊南見寄》、劉禹錫有詩題為《江陵嚴司空見示與成都武相公唱和,因命同作》,柳宗元有《上江陵嚴司空所著文啟》等。嚴綬到江陵后十分器重元稹,曾給予元稹生活上極大的幫助,如幫助他修繕住宅,在元稹患病時給予經濟資助等。據元稹《過襄陽樓呈上府主嚴司空》詩自注,“襄陽樓”位于嚴綬在江陵城中府第的北面。了解這一點后,我們再來看張說《游龍山靜勝寺》詩中“每上襄陽樓,遙望龍山樹”兩句,原來是說,站在江陵城內的襄陽樓上,遠遠可以看到城外龍山上的樹木。再聯系張說詩中所說的“桓公臺”,自然很容易得出孟嘉落帽之龍山在江陵的結論。

    張說曾游覽過的龍山靜勝寺,元稹在江陵為官期間曾向嚴綬請假,專程去游覽過,并作《早春登龍山靜勝寺》詩一首。元稹在江陵期間寫的另一首詩《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中有“登樓王粲望,落帽孟嘉情”兩句,元稹自注云:“龍山落帽臺去府城二十里”,則直接說明孟嘉落帽之龍山就在江陵府城外。元稹在江陵期間還作有一首《奉和嚴司空(重陽日同崔常侍崔郎及諸公登龍山落帽臺佳宴)》,從詩題附注文字中可知,元稹還曾和“嚴司空”嚴綬等人一同前往龍山落帽臺宴飲,仿效當年桓溫、孟嘉龍山唱和行事。從元稹在江陵為官期間的詩作,可以看出元稹是相信孟嘉落帽之龍山在江陵的。

    唐代名相張九齡晚年曾被貶荊州,出任荊州長史。因張九齡是韶州曲江(今廣東韶關市)人,后人為紀念這位杰出的政治家和詩人,遂將荊州城南門城樓命名為“曲江樓”。張九齡在江陵期間,曾作《九月九日登龍山》一詩,詩中有“桓公舊臺上”一句,同樣是寫桓溫宴集以及孟嘉落帽事。詩中具體寫到龍山的地理位置:“東彌夏首闊,西拒荊門壯”。“夏首”是古夏水在今荊州市沙市區入長江之口,在江陵古城以東,也在江陵龍山以東。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拔郢,楚國郢都紀南城陷落。屈原《哀郢》一詩中曾寫自己被迫離開郢都時的情景:“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屈原詩中的“夏首”與張九齡詩中的“夏首”是同一地方,都是指古夏水在江陵城東流入長江之處。張九齡詩中的“荊門”,是指荊門山,位于長江三峽的東口,在今宜昌市猇亭區。北魏酈道遠《水經注·江水》(卷三十四)中說:“江水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在南,上合下開,暗徹南山,有門象;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并以物象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荊門山在江陵城以西,也在龍山以西。“東彌夏首闊,西拒荊門壯”,是說站在龍山之上,東望是夏首,西望是荊門山。從地理位置看,張九齡詩中所說的有“桓公舊臺”的龍山在夏首以西、荊門山以東,與江陵龍山的地理位置完全吻合。

    晚唐詩人李群玉一生窮愁落魄,懷才不遇,曾游歷荊州,作《重陽日上渚宮楊尚書》一詩。詩題中的“渚宮”是指江陵。江陵城所在的地方最早為春秋時楚成王所修離宮——“渚宮”的所在地,因此唐宋詩詞中多以“渚宮”指代江陵。詩題中的“楊尚書”是指唐代工部尚書、荊南節度使楊漢公。楊公漢在江陵節度期間因貪臟而被貶職,事見唐裴庭裕《東觀奏記》。從詩題可以看出,李群玉所作的《重陽日上渚宮楊尚書》一詩,是他在江陵游歷期間所作。詩中寫道:“落帽臺邊菊半黃,行人惆悵對重陽。荊州一見桓宣武,為趁悲秋入帝鄉。”首句“落帽臺”指孟嘉落帽事,“荊州一見桓宣武”指孟嘉在荊州見到桓宣武(桓溫的謚號)。由此可見,李群玉認為,孟嘉落帽是孟嘉是在江陵(荊州)為桓溫參軍時發生的事,孟嘉落帽之龍山在江陵。

    提到龍山在江陵的唐詩,還有楊衡的《九日陪樊尚書龍山宴集》。詩題中的“樊尚書”指唐將領樊澤。樊澤于貞元三年(公元787年)出任荊南節度使,駐節江陵。詩中首句有“孟嘉從宴地”一句,寫詩人與樊尚書樊澤宴會的龍山即是當年孟嘉落帽臺。楊衡曾在江陵駐留,有詩《江陵送客歸河北》為證。

以上所列舉的唐詩,均為唐代著名政治家、詩人所作,他們詩中或直接說明孟嘉落帽之龍山在江陵,或間接透露相關信息,可以反映出唐人對龍山地理位置的一般看法。

四、從宋明文獻記載看龍山所在

    唐代有關龍山在江陵的證據主要是在唐詩中。如果說由于律詩對語言的要求很高,與歷史性的描述還有一定的距離的話,那么唐以后,關于龍山的描述就更為直接與明晰。

    宋代文瑩《湘山野錄》卷下記:“景終于一散官,壽不五十。陳康肅堯咨知荊南,憐其道窮,為葬于龍山落帽臺,碑以表其墓焉。廬在荊江之沲陰,枯桑廢田,子孫凋零,盡為漁樵傭估。”“景”即張景,宋代江陵府公安縣人,家在“荊江之沲陰”。張景因與荊南知府陳堯咨友善,曾被推薦出任楚州寶應縣主簿、大理評事等職。陳堯咨出任江陵知府時,張景在江陵去世。張景的喪事在陳堯咨的主持下“葬于龍山落帽臺,碑以表其墓焉”。這則材料直接說明了龍山落帽臺就在江陵。

    宋范成大著《吳船錄》記載作者自四川制置使召還,由成都起程取水路東下抵于臨安(今浙江杭州)的所見所聞。《吳船錄》卷下記:“辛未,泊沙頭,道大堤,入城謁諸官。”沙頭即今荊州市沙市區,與江陵城毗鄰,在唐宋時期是重要的港口。范成大由沙市下船后入江陵城,拜訪在江陵出任知府的豪放派詞人辛棄疾。辛棄疾帶領范成大瀏覽了江陵名勝渚宮、絳帳臺、章華臺等地,隨后,范成大向辛棄疾詢問了龍山落帽臺。辛棄疾回答說:“在城北三十里,一小丘耳。” 江陵的龍山并不高大,只是一座小丘,至今亦然。

    明代以后,關于孟嘉落帽之龍山在江陵的直接記載更多。明代王圻和他的兒子王思義撰寫有百科式圖錄類書《三才圖會》。據該書記:“龍山在荊州府城西北一十五里,晉桓溫九月九日同參軍孟嘉登此山,風落嘉帽,今有落帽臺。” 明陸應陽撰有《廣輿記》,該書記載:“荊州府龍山在府城西北,桓溫九日宴此。風吹孟嘉帽,嘉不覺。溫令孫盛作文嘲之,嘉應聲而答四坐嘆賞。” 明雷思霈撰《荊州方輿書》,該書記載:“紀山之東南二十里曰龍山,山蜿蜒猶游龍。高嶺二道,西北而來,其支為白馬山,為蛇山,為雞山,為摩旗冢,為龜冢,東至于大暉山,又東盡于落帽臺。晉桓溫參軍孟嘉九日登龍山落帽處也,臺畔有龍王宮,總之皆龍山也。”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八也記載:“龍山,在城西北十五里。桓溫九日登高,孟嘉落帽處也。”這些文獻都直接記載孟嘉落帽之龍山在江陵。

 

    綜上所述,孟嘉落帽之龍山不在安徽當涂,而在湖北江陵。江陵龍山落帽臺位于江陵古城西北龍山(也稱“八嶺山”)南端的一處山崗上。據考古工作人員稱,山崗的頂部有一座古墓,應該是先秦時期的楚墓。這座位于山崗的楚墓也就是所謂的“落帽臺”。“落帽臺”是這一地區的制高點,站在“落帽臺”臺上極目遠眺,一面是連綿起伏的八嶺山,一面是一馬平川的農田以及泛著粼粼波光湖水,是登高賞景的極佳之處。正因為如此,自東晉開始至唐宋時期,幾乎到荊州來的文人墨客、謫官過客,都要登臨其上,吟詩作賦,使得“落帽臺”一時聲名鵲起。



[[1]]蘇軾:補龍山文[A],唐宋八大家(第4卷)[C],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2.

[[2]]王輝斌:李白詩中之“龍山”考[J],天府新論,1986(1);張才良:桓溫游龍山與李白龍山飲——兼評〈李白詩中之“龍山”考〉[J],李白研究動態(總第七期);杭宏秋:李白《飲》詩中“龍山”屬地考——兼與王輝斌同志商榷[J],李白研究動態(總第七期);王輝斌:再談李白《九日龍山飲》——兼答張才良、杭宏秋二同志[J],李白研究動態,1988(3);王輝斌:三談李白《九日龍山飲》——與郁賢皓、李子龍二文商榷 [A],中國李白研究(2000年集)[C],2000.

[[3]]本文中的“江陵”均指古江陵,即今荊州市荊州區。

[[4]]李子龍:《當代李白研究文選》題記[A],李白與馬鞍山(第四冊)[C],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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